1957年8月，一列从新疆开往江西的火车上，有户人家的行李格外扎眼：全家大小十四口人，随身箱子只有三个，倒是笼子带了八只——里头装着六头约克猪、十五对安哥拉兔、十五只来航鸡。

这家的男主人姓甘，名祖昌，两年前刚被授予少将军衔，曾获八一勋章、独立自由勋章、解放勋章。可他这趟不是探亲，是搬家，回莲花县老家当农民。据相关文章记载，乡亲们围上来直犯嘀咕：好好的将军不当，你咋又回来种地了？

回乡后，他开始和乡亲们一起务农、搞建设。这一下，就是二十九年，直到1986年3月28日病逝于江西莲花。

三次打报告，他非要回去不可

回乡这事，他不是心血来潮，是磨了两年、递了三回才批下来的。在这之前，还有一桩更让人费解的事。1954年评军阶，同志们一致把他定为正师级，报上去，总政治部批准的是准军级——比大家提的还高一档。

搁旁人这是喜事，甘祖昌却觉得评高了，动笔给中央军委写了封长信，请求把准军级降到营级。信里那句话很实在：战争年代他出力有限，和平时期该让位给更有功的人。中央没同意，维持原定等级。

第二年授衔，他还是戴上了少将的肩章。从准军级降到营级，中间隔着多少台阶？别人往上争一级都要磨破嘴皮，他一封信要往下退到底。

授衔回家，他跟妻子龚全珍说，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友，自己的贡献太少了，组织给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。

身体确实也不撑事。他头部先后三次负重伤：长征路上带一百多人出去筹粮，遭了埋伏，脑门中弹，据传记记载，他咬着牙用手把子弹头抠了出来，简单包扎完接着带人去弄粮食。

1952年春天，他到郊区检查工作，走一座三十多米长的木桥，桥板被歹徒锯断，车子直接翻进河里，上唇裂成三片，下颌脱臼。外伤养了一个多月好了，脑震荡后遗症却留了下来，而且一年比一年重，说昏就昏过去。

1954年上庐山疗养，还是不见起色。1956年他第一次写报告，请求回江西莲花当农民，没批。

1957年再写一份，还是没动静。同年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，他堵着人当面又提。萧华看完报告，拿他的健康说事，问他这样能活过六十吗。

他不松口，把理由一条条摆出来：家乡土改完了，合作社刚起步，他回去能帮着修渠、选种。萧华说谈不拢，回去商量商量，最后组织点了头。要是只为养病，留在新疆疗养、回内地休息，哪一样都比下田轻松。

他自己讲得明白：活着就得给党和国家做工作，做不了复杂重要的，就做简单的，决不能无功受禄，决不能不劳而获。

在他那儿，哪儿都能给老百姓干活，穿军装是干，扛锄头也是干。消息传开后，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赞扬，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等报纸纷纷登了他的事。可他人已经在田埂上了。

一个月三百三的工资，全填进了水渠和桥墩

回到沿背，他看见的是一个穷得没底的村子。一千四百亩耕地，六百多亩是冬水田——冷浆田，一年到头冷水泡着，庄稼扎不下根，亩产只有一百多公斤。

这个大队是有名的“吃返销粮大队”，自己打的粮不够自己吃，得等国家返销救济。而他一个月的工资是330元。在当时，330元月工资已属很高收入。

他自己给自己立了规矩：不吃超过一元钱一斤的东西，不穿超过一元钱一尺布的衣裳。三百三十块里，他每月拿出相当一部分工资用于建设，其余不少用于家乡建设和公益事务。

冬水田先开刀。他提出用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改造冬水田，天天蹲在田里看水看土，最后照着城里修下水道的路子干——在田底下挖暗沟，把冷浆污水排走。这法子听着糙，管用：亩产从一百多公斤往上提了五成。

为了让社员肯下这份苦力，他掏自己的积蓄给大队发奖，改造一亩冬水田，奖化肥25公斤。六十年代头三年，他这么发出去的化肥有五万多斤。后来中科院江西分院请他当研究员，请的是一个天天泡在泥水里的农民。水利上的账更能看出他的心气。

修浆山水库，五个多月拿下，坝高19.5米，蓄水五百五十万立方米，四十三华里长的水渠同时完工。水一通，几千亩田变成水浇田，稻子产量翻了一番。水库建成他没歇着，接着跟技术员琢磨发电站、机械修配厂、水泥厂，发电机组只用一个月就装好，全公社家家点上电灯，煤油灯的日子到此为止。

最能说明他怎么花钱的，是沿背河上那座桥。国家拨了三万块，让建一座公路桥。他一分一厘地抠，一万二千块就把桥按质量标准建成了，省下的钱又拿去支援别处，接连建起十一座小型水泥桥。

三万块钱，一座桥变成了十二座。二十九年下来，他和乡亲们一起修了3座水库、25公里渠道、4座水电站、3条公路、12座桥梁。他也不是只会埋头干活的老实人。

有人报“亩产几千斤”，他当面说是吹牛，气得有些干部背后说这个老家伙难搞。

有人说他开荒种果树、养猪赚钱是带头搞资本主义，他磕掉烟袋灰，厉声反问：照你说，养猪种树是资本主义，那杀猪砍树倒是社会主义啰？

用人上他更是敢担风险。修江山水库，他力排众议请来出身不好的王新安当技术指导。建沿背大桥，他聘请被管制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任技术员。

他留下的，是一只铁盒子

二十九年里，他家里穷得让人不敢信。从新疆回来五年，全家没做过一件新衣服。规矩是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哥哥姐姐穿小了给弟弟妹妹接着穿。

他自己每件衣服至少穿十年，破了补，补好再穿，实在补不住就剪了做鞋底。有条旧毛裤，从南泥湾穿到新疆，又从新疆穿回江西，补丁摞补丁，屁股和膝盖上花花绿绿一片。

三女儿甘公荣穿的鞋破了洞，同学笑话她，她一气之下把鞋扔在门外。甘祖昌捡回来补好，跟她说，穿破鞋不丢人，贪图享受才不好。

他对子女讲得最多的一句是：要挑老红军的担子，不能摆老红军的架子。妻子龚全珍从新疆的军区子弟学校跟他回来，步行二十五公里去县里联系工作，被分到条件最差的中学，第二天就搬着铺盖住进了学校。

回莲花头几年，她也没做过一件新衣服。钱都去哪了？1957年到1984年，他的工资加上原有存款共计102452元，用于国家建设的有79032元，占了七成多。

另有一个口径统计是八万五千多元，接近八成。十挑担子，七担多挑给了公家，剩下的才是一家十几口人的日子。身体倒是有了意外的变化。

据记载，回乡后长年下地劳动，十几个寒暑过去，经过长期劳动锻炼，其脑震荡后遗症有所缓解。可另一头，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一年比一年沉。1986年3月28日，他在莲花去世，终年81岁。

临终时他交代家里人：领了工资，先交党费，留下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。

留给妻子儿女的全部遗产，是一只铁盒子，里面用红布包着三枚1955年的勋章——八一、独立自由、解放。跟三十一年前授衔那天，一枚不多，一枚不少。当年那个问他“你咋又回来种地了”的村子，如今还在用他修的水库和桥。

莲花县2019年脱了贫，沿背村从吃返销粮的地方，变成了2024年集体经济收入230万元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.9万余元的村子。2016年起，甘祖昌干部学院就建在这个村里，一批批人来看他住过的房子。2019年，他和龚全珍一起被授予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
至于他当年为什么非回来种地不可，答案早被他自己说尽了：做不了复杂重要的工作，就做简单的工作，决不能无功受禄。将军的肩章他脱了，锄头他握了二十九年，一直握到最后一个春天。

参考资料：

老阿姨"龚全珍之女忆父母：艰苦朴素 乐于助人.百度百科.2023-12-05

将军农民"甘祖昌：留下的唯一遗产是3枚勋章.CCTV文化频道.2023-12-05

开国将军坚持回农村当农民.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

甘祖昌（百度百科词条）.百度百科

初心永恒——"将军农民"甘祖昌的故事.福建省水利厅